学有所思丨精准惩治约定代持型受贿

二十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强调，深挖细查约定代持等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。约定代持型受贿，通常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行贿人谋取利益，与行贿人达成行受贿合意，并明确贿赂由行贿人代为持有。在受贿犯罪计赃论罪模式下，如何精准把握约定代持型受贿构罪标准和证据要求，做到不枉不纵、准确认定受贿数额和既未遂，是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新的重要课题。

受贿是典型贪利型犯罪，收受财物是构罪要件。传统受贿是“当场交割、即时兑现”，约定代持型受贿则是“受而不收，名实分离”，钱不经手、物不交割，设置认定障碍、拉长兑现时间、增加查处难度。

要高度警惕约定代持的迷惑性和危害性。约定代持“人财分离”的假象极易让双方催生侥幸心理、助长腐败行为。高度私密交易模式，导致问题发现难、证明标准高、辩解空间大，尤其是约定代持不追求即时兑现，行受贿双方容易从一次性权钱交易升级为长期利益共同体，“你中有我、我中有你”深度绑定。

要始终保持惩治高压态势。以有贪必肃、有腐必反的态度和行动破除侥幸心理、纠正错误认识，坚决遏制约定代持腐败滋生蔓延。紧盯领导干部“关键少数”，聚焦工程建设等重点领域，借助科技赋能和“案中挖案”，着力破解发现难问题。紧紧围绕权钱交易这一本质，聚焦行受贿合意、委托代持等关键要件，穿透式查办、实质性认定，着力破解查处和定性难问题。

要牢固树立法治思维。约定代持以达成行受贿合意为构罪条件，证据体系对言词证据依赖度高，不枉不纵关键在于正确处理主观与客观的关系。要坚持主客观相一致原则，既要收集双方口供核实有无合意，更要注重谋利事项、获利大小、代持金额、保管方式、兑现条件等客观性证据，以客观真实性强化主观可信性，确保每个案件都经得起实践、人民、历史检验。（重庆市纪委监委案件审理室 冉隆炳 马秋生）